所以陷阱可能不是在最穷的时候出现，因为最穷的时候大家都穷，反而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时，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社会冲突。

图表二明显表明，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1%收入最高的人口拿走的份额是最高的。

" 这些趋势产生的紧张态势是显而易见的，从反对"1%收入最高人群"的"占领"抗议运动到中美贸易和汇率纠纷，以及要求全球公司多缴税的政治压力。20世纪中叶的经济民主正让位于与爱德华七世(Edwardian)或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更相像的财富分配。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编制的图表四和图表五也显示出这一点。我们看到各种改变都对资本有利。如今40岁的人的收入前景黯淡，因为他们的赚钱能力在十年前就达到了顶峰。

自那以后，得益于贸易自由化和去监管化，这些人口拿走的收入比例大幅升高。数十年来，发达社会中一直累积着不平等的压力，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精英阶层的财富膨胀强化了这种压力。如果同是假的，这种制度则是恶劣的非人本的。

而且，在人本价值理念下，任何社会不能用比例平等原则代替完全平等原则，完全平等原则优先于比例平等原则，是一个人权原则。没有民主宪政根本制度的建立，就不会有财税权力合法性问题的彻底解决，更不会有财税权力的有效监督及其全体纳税人利益的制度性保障。因此，结合上述关于人本价值与制度建设关系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人本价值期待，根本说来有如下三个要点：（一）人本价值取向的财税体制改革终极目的，或者理想目标应该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应该成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或理想目标，也应该成为判定一切财税治理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终极标准。这样，制度规范便与制度价值判断一样，都成为制度价值的形式，都是以制度价值为内容、对象和摹本。

另一方面，根本看，这种制度关于人际行为事实之判断以及制度目的之判断是否是真的。前者无疑是指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后者是指应该且必须如何的法律规范。

就是学术界，对其中的有些关键词，至今仍然噤若寒蝉。而制度规范则是制度价值的间接形式，是制度价值——经过制度价值判断之中介——在行为中的反应，是制度价值的规范形式。换句话说，优良道德是良法的价值导向系统。换句话说，一定要尊重和反映纳税人的财税意志，问税于全体纳税人，保护全体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

既要将每一个纳税人当人看，也要使每个纳税人成为人。制度是根据制度价值制定的，制度不过是制度价值的表现形式，制度价值则是制度表现的内容。关于价值的定义很多，笔者采信这一界定：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及其经过意识的各种转化形态，如欲望、兴趣、目的等等——的效用。众所周知，平等原则由完全平等原则与比例平等原则构成，完全平等原则意味着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分配，不论身份差异有多大，人人应该平等获取。

这岂不是说，制度是以一定的制度价值为根据，也就是以一定的道德或法律价值为根据。人本价值岂不意味着，凡是以人为根本的行为，主要是指社会治理行为，就是符合制度价值的好的行为，反之，则是背离制度价值的坏的行为。

制度的这一基本结构无疑告诉我们，制度价值是优良制度规范制定的根据。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了。

制度的具体目的则不同，它是指具体制定制度规范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内容与形式是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且，纳税人对政府财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前者是德定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后者是一种法定的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但是，如果己他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不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则应该高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样，当人际行为事实如何与制度终极目的发生关系，也即与终极目的一致的行为就是符合制度价值的好的行为，反之则是背离制度价值的坏的行为。

难道越公平还越没有效率？其实，与效率发生冲突的只是平等，如果一种平等原则违背了公平，这种平等就会背离效率。因为，自由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充要条件。

而只能偶尔无私利他、单纯利己、纯粹害人、纯粹害己。[2]重在强调制度是一种应该的规范。

只有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才是真正符合人道主义两大原则。如果是假的，这种制度就是恶劣的非人本的。

自然，财税体制的效率就不会很高，也就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无法反映和体现每个纳税人的财税意志。前者是制度价值由以产生和推导出来的源泉、依据、实体，后者则是制度价值由以产生和推导出来的条件，是衡量行为事实应该不应该的标准。制度终极目的是指人类之所以创建制度的最根本最本质的目的。每个人要能够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成为一个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就需要自由。

严格说来，没有纳税人同意的一切财税活动都是不合法的。财税体制改革或转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宪政制度建设，实现财税体制由少数人主导转化为由多数人主导或全体人主导，也就是由政府主导转化为由纳税人主导。

具体说，未来的财税制度，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每一个纳税人的财税意志，确立每一个纳税人在财税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还权于纳税人，通过制度建设，确保全体纳税人财税权力的制度性授予与监督。这样，关于人本价值与制度建设之关系问题的分析框架便十分明了了。

事实上，这也是判定一个制度是否符合人本价值，是否优良的终极标准。人际行为事实如何也就是人性规律。

当全社会和所有人的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应该高举不伤一人地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道德与法的根本关系是，道德是法的价值导向系统。一个人越自由，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反之，任何一个社会，就其行为总和来说，亦即就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来说，利他手段必定是恒久的，而其他一切手段——亦即损人、害己以及利己手段——之和，也都只能是偶尔的。

制度规范之优劣，直接取决于是否与制度价值相符。而道德与法作为一种行为主体利害行为应该或应该且必须如何的规范体系，都是以一定的道德或法律价值为根据。

这种财税自由，是每个纳税人创造潜能发挥的根本条件，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根本条件。而制度目的则是行为应该如何从行为事实如何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条件，是衡量行为事实应该不应该的标准，亦即制度价值标准。

转型中国制度建设必然遭遇的宿命——首先就是如何化解传统财税体制长期积累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实现财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促进中国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转型。然而，目前我们的财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